（胡 沛）最近，北京市有一批涉及食品打假并索赔十倍的案件，被北京市高级法院或北京市的二审法院改判，不再支持“十倍赔偿”，在食品行业和法律业界引发诸多关注。
一段时间以来，职业打假人频频出现在法院及媒体上，均能看到食品企业与商家被“十倍索赔”的案例。对于他们的行为，社会褒贬不一。消费者认为可以净化市场，使卖假货的商家得到惩罚。但也有人认为他们是借此牟利，其行为无法净化食品市场。
在司法界，对于“职业打假，十倍索赔”的案件也出现“支持”与“不支持”、打假人是否属于“消费者”的不同判决与观点。其中以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所判“红酒案”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所判“干海参案”颇具代表性。
青岛中院的观点认为，一是判断消费者的标准，不是以购买主体的主观状态，而是以标的物的性质为标准；二是难以给职业打假者下定义。消费者打假有指标吗？普通打假者打假多少次就转变成职业打假者，难以给出标准；三是打假是好事不是坏事。法律规定成功的打假者有权主张惩罚性赔偿金，表明法律鼓励打假，打假是好事。打一次假是好事，打十次假不可能变成坏事；四是即使是社会公认的职业打假者购买生活资料时，也改变不了其消费者的身份。
北京高院的观点认为，本案中杨某以涉案干海参没有标示等级而起诉经营者“退一赔十”，在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另一案件中，杨某又以食品安全国家标准《干海参》中没有等级的划分，经营者在干海参产品上标示了等级，属于虚假宣传，干海参产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，要求“退一赔十”。杨某选择性适用干海参产品的不同标准，起诉理由自相矛盾，牟利动机明显，其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，不应获得法律保护。
对比上述判决，其相同点在于，首先两案的涉案食品都是因标签问题被诉。其次两法院均认可职业打假人的“消费者”身份。其不同点在于，青岛中院认为“打一次假是好事，打十次假不可能变成坏事”进而支持“知假买假，打假获利”。而北京高院认为，知假买假，打假获利牟利动机明显，其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，亦不应获得法律保护。
平心而论，笔者更认同北京高院的判决。其理由在于北京高院的判决更加体现出朴素的、理性的正义观，更加体现出“诚实信用”这一民法的基本原则。那种认为应当支持“知假买假”“打假获取的是合法利益，为了获取合法利益，无可厚非”的“以恶治恶”观点，笔者实在无法认同。道理非常简单，无论是做“恶”之“恶”还是治“恶”之“恶”，都是“恶”，以此方法打假，无异于饮鸩止渴，只能使“诚实信用”的基本原则被进一步瓦解，不但净化不了市场，反而会进一步扰乱市场，并演变为收取保护费的“黑恶势力”。以笔者经历的几件案件为例，职业打假人往往都是要挟在前，以降低赔偿数额进行私了。私了不行再威胁曝光和诉讼。而反复的私了，已无异于收取保护费的性质。
同时，也应注意，不仅本文所列两案，搜遍法律文书网中的涉及食品打假的案例，绝大部分都是食品包装的标签标示问题，真正涉及食品安全的案例，寥寥无几。其实，标签打假的特点就是入门低，成本低，风险低，收益高，成功高，见效快。职业打假人只需经过试探购买，网上查询国家标准，大量购买后要挟赔偿，发起诉讼后几乎足不出户即可完成“打假”的流程。这样的“打假”流程，注定只能在食品外包装的说明与标示的范围内，而不可能对食品安全法中最核心、最应关注的安全问题，诸如“添加剂、致病性微生物，农药残留、兽药残留、生物毒素、重金属等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物质的限量规定”等有任何帮助。所以，现在的打假案件，几乎已成为“打标”案件，希望这一不正常现象，能够引起法律人的警惕。